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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07月06日

Whatwearereading:閱讀遊行人數 - 余大千

港大民意研究計劃總監鍾庭耀連日要為7.1上街遊行人數的估算,作出辯解,甚至被扣帽子。我想到一本講統計捲入政治議題的舊著作《MoreDamnedLiesandStatistics》,作者是美國社會學系教授JoelBest。經常接受傳媒採訪的他,在前言已開宗明義表示,寫這本書的構想,是因為人們很樂意去批評有問題的統計數字,特別是這些數字來自他們不同意的陣營。

數字政治化 各說各話

作者早就注意到,關乎政府施政的各式統計數字,本身就是很政治化的,因此不同陣營各有各講的情況時有出現。其中遊行數字正是其中一個惹火位,這方面外國與香港不遑多讓,好像95年華盛頓舉行的黑人維權運動百萬行(MillionManMatch),主辦單位說有近200萬人參加,警方說40萬,學者則估計87萬,人數爭議至今仍未平息。2003年華盛頓的反伊拉克戰爭示威,警方報的數為3至5萬,主辦單位運用目測法算出50萬,一位專研群眾運動數十年的學者其後提出6萬的說法,結果同樣被插到暈。
作者認為,統計數字從來都是社會活動的產物,背後都有假設,彙集數據上有誤差,它不能脫離它的製造方式而獨立評估。不過,統計有好壞之分,做得縝密的,誤差自然較小,與事實較貼近,然而魔鬼在細節中,很多人卻忽略不理。「啱聽就聽、不喜便插」的情況比比皆是。
套用作者的說法,統計方法跟統計結果一樣重要,在這個框架下,鍾庭耀一早公開了調查方法,讓公眾審視評議,而且這方法沿用多年,較其他估算的原則更為透明,兼有更新數據的修訂機制,我看不到其他同日公佈的估算,會更有公信力。
遊行人數引發的爭議,恰恰證明這個數字本身的政治化,它本身蘊含政治能量,可鼓動社運人士的士氣,又有歸邊的作用,把遊行人士與沒有遊行的劃分出來,既影響新政府的施政,亦可以在反建制的輿論上佔上風,因此各路人馬爭奪遊行人數的解釋權及定義權,是可以理解的。

爭住定義 圖影響施政

不過,我更樂見的,是大家拿出自己認為更有理據的估計,而非向一個統計準則最透明齊整的估算開火。如果港人都覺得7.1是重要的社會運動的話,沒有理由不對它進行深入的學術研究。雖然我相信即使鍾庭耀日後公開遊行的錄像,再發揚CrowdSourcing,集眾人之力再數一次人數,對結果選擇性接收的,仍然大有人在。
當立場比真相更重要,遊行人數淪為一個口號;若學術要為政治服務,要視民情而自我審查,我不由得感到悲哀,星爺曾有名句:「人沒有夢想,同條鹹魚有乜分別?」不過我此刻想到的卻是:「人若不辨事實,同班河蟹又有乜分別?」

余大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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