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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01月07日

What we are Reading:比婚姻更難
兩個心理大師的傳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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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Undoing Project:A Friendship That Changed Our Minds》

Lewis, Michael的《The Undoing Project:A Friendship That Changed Our Minds》(W.W. Norton & Co.2016)這本書,既是Daniel Kahneman與Amos Tversky科學上合作的傳記,也是兩個好朋友關係轉變的故事,以兩人合作的研究為縱軸,遊走於二戰至本世紀初,由兩人開始合作、成名、影響擴至其他學術(如經濟學)及應用範疇(如醫學、法學),為兩人帶來不對稱的榮譽、決裂,至後來比戲劇更戲劇性的結局。科學研究與兩人的故事糾結在一起。
兩人合作始於1969年,當時他們任職以色列希伯萊大學。Kahneman邀請Tversky到他的研究生研討會,講當時決策科學的前沿研究。演講後,Kahneman對Tversky說:「很精彩,但我一個字也不信。」然後竟然是Kahneman說服了Tversky一起去探索與講題結論剛剛相反的研究。
Kahneman能說服Tversky改變觀點,可能是科學史上一大奇蹟,成就了一系列人類在不確定環境中作出判斷的偏誤、捷思法、規避損失等研究,以及後來總其成的展望理論。這些研究,令我們有新角度瞭解人類行為。例如,展望理論若加上一群人,可能是羊群效應形成的機制,而羊群行為與潮流、群眾運動以至金融危機等現象悉悉相關。
兩人的合作日常,是每天在辦公室閉門談上數小時。如在社交場合遇上,他們會走到一旁繼續談,旁若無人。Kahneman這樣說:「我和Amos皆非天才,但走在一起就出類拔萃。」偏見與捷思法的研究越來越受重視,隨之而來的榮譽,不知何故總是落在Tversky身上,獎項、演講應接不暇,Kahneman卻備受忽略。漸漸當他人提及兩人的著作時只提及Tversky,甚至連論文作者的排序也倒轉。雖然Kahneman認為這是學術合作難免的不幸結果,但他坦承妒忌。
七十年代中後期,Kahneman離婚後再婚。他與女朋友同遊巴黎時,想到的竟是「Amos一定很惱他,是應該的」。如Kahneman再婚,就要離開以色列。為繼續合作,Kahneman與Tversky一同到史丹福大學訪問,是權宜之策。很快權宜變永久,Kahneman宣佈與女友結婚並留在美國,迫使Tversky也留下。
兩人在美國找工作遭遇,凸顯美國學界對待兩人的差異:Tversky獲多間頂級大學垂青,Kahneman卻找不到落腳處。結果Tversky落戶史丹福大學,Kahneman則去了加拿大卑斯省大學,兩人相隔千里,而當時沒多少人認為卑斯省與史丹福可相比。
去美國本是為了繼續合作,但事與願違,到北美後兩人再無合作成果。至八十年代中,Kahneman獲加拿大柏克萊分校聘書,與Tversky的地位差距大幅收窄,亦非常接近Tversky(仍在史丹福),但兩人關係並未改善,更說不上合作。Tversky太太的觀察是,兩個男人的關係「比離婚更差」。
時至九十年代。Tversky提議合作反擊一學術對手,兩人因此起衝突,Kahneman憤而對Tversky說:「我們不再是朋友」。幾日後,Tversky致電Kahneman,告訴他自己得了癌症,估計只剩半年。「我們是朋友,無論你怎麼想。」Tversky說。
羊獅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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