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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0月15日

貼地風管:香港住房問題(三) - 鄭發

近幾年的社會磨擦、法治挑戰、施政困難,很大程度是源於基層生活苦,而且覺得社會不公義和政府不體恤。 資料圖片

上篇討論了三個無法扭轉的局限條件,今篇談兩個必要社會共識。任何方案若要收效,都要符合這三項局限條件和兩個社會共識。
第一項社會共識是「香港願意付多少代價去解決住房問題」。這要看大家認為住房相關的風險有多大。但香港有兩類人:第一種人不願付出(例如交多些稅,打少啲高球),所以避談風險;第二種人覺得有關風險唔關佢事。這兩種人都是鴕鳥,其實住房問題相關的風險牽連整個社會,所有人都受影響。
住房問題凸顯了貧富不均問題。從宏觀角度看,市場運作下,大多數國際都會「必然」產生很多低收入人士,他們主要服務高收入人士,例如餐飲、保安、清潔。前者供應相對後者需求越多,基層的收入就越低。微觀而言,個別基層人士可以努力脫貧;但宏觀而論,「社會整體」必定會有很多低收入人士存在。他們並非不努力,只是香港成為國際大都會的「必然代價」。當他們的處境轉差到無法有尊嚴地生活,香港的經濟和社會的結構平衡就難以持續,這是系統性風險,是存在危機(existential crisis)。
過往幾年的社會磨擦、法治挑戰、施政困難,很大程度是源於基層生活苦,而且覺得社會不公義和政府不體恤。結果導致香港的競爭力差了,已經影響各個界別。因此,希望那些堅持香港要有國際級高球場或郊野公園寸步不能讓的人士能本着良心,為基層作出一點犧牲,最後都係幫自己。
第二項社會共識是「制定一個務實的政策目標」。社會期望政府「做到嘢」而唔係「有做嘢」。理論上,最直接「做到嘢」的政策目標是基層能負擔得起租金,目標可以定為「租金佔基層家庭收入比例逐步下降」。下降的速度和幅度要由社會各界討論。
如政策目標模糊,政府部門便可能推出一些「有做嘢」的措施,這是掩耳盜鈴,浪費了解決問題的黃金時間。因此,政策目標一定要可量度而且力度要足以解決問題。這樣就會剔除絕大部份「有做嘢」的措施,政府部門才能真正想清楚甚麼是「做到嘢」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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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發
金管局前助理總裁
本欄逢周一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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